《波斯短歌行》

波斯是一个诗的国度。在诗歌上，波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英国学者爱德华·伯朗说：“如果要开列一张世界上从古到今的大诗人的名单，伊朗至少要有两、三位应该列入其中的。”但海亚姆在波斯诗人中原本算不得一流。波斯文学史上向有“四柱”之说 ，指的是：菲尔多西、鲁米、萨迪、哈菲兹。无疑，这四人才是波斯的一流诗人。而海亚姆生前以天文学、数学、医学闻名，死后五十多年才有人提到他的四行诗，——就是现在已经风靡世界的《鲁拜集》。随着《鲁拜集》的风靡，海亚姆变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几乎成了波斯诗人的代表。

这个转折发生在1859年，英国诗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翻译出版了《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此书初面世时，本来无人问津，经过名诗人罗塞蒂（Rossetti）和斯文伯恩（Swinburne）等的推许，逐渐受到关注。1868年，菲兹杰拉德出版了第二版。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在1869年10月号的《北美评论》上写了一篇关键性的评论，不久，《鲁拜集》的诗句便被频繁引用了。在菲兹杰拉德的第三版、第四版、第五版之后，《鲁拜集》已经名声远振，各个国家都在争相翻译、出版。据说，迄今为止，《鲁拜集》的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

这个转折的出现肯定不是偶然，在原作和翻译两方面都有原因。波斯诗人们的创造力实在太惊人了，动辄一写数万联，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六万联，鲁米的《玛斯纳维》两万五千联。如同爱德华·伯朗所说：“正像财产越多越无暇顾及一样，如果每位诗人少写些作品，人们反而会多读一些他们的诗，会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的价值。”而海亚姆一首诗仅有四行，一生留下的作品也不会超过五百首。这反而更容易让读者了解他诗中充满哲理的探求和凝练简洁的语言风格。

但毫无疑问的是，菲兹杰拉德的翻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如斯文伯恩所说：“是菲茨杰拉尔德给了奥玛·海亚姆在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中间一席永久的地位。”这是翻译史上的奇迹。菲兹杰拉德大胆地“将原作重新排列组合，充实改编，自由发挥，碾碎重抟，‘创作’的成分甚多”。正是这样不忠实的译法，菲兹杰拉德使海亚姆的诗魂在英国诗里重新复活了。钟锦先生认为，菲兹杰拉德翻译的成功之处，在于让异国的诗情和本国的文字达成了无限的协调，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具有波斯形象的英国诗。

由于鲁拜诗体和中国的七言绝句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鲁拜集》也就特别适合用七言绝句来翻译。著名的黄克孙译本就是因此风行一时的。别的译者们依然兴趣不减，七言绝句的《鲁拜集》译本随处可见。可惜，质量好的太少了。这次出版的钟锦先生的译本，却是颇具特色的。他是从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译出的，也坚持了英译者的翻译理念，不追求忠实于原文，而致力于使原文的诗情和中国的旧诗文字取得尽可能的协调。他说，在翻译的过程中，林纾一直是他心追手摹的偶像。像林纾的译文一样，中国文字自身的美感得到优先的考虑。为了使读者对此有明确的理解，他自己做了详细的译笺，将其使用的文字的古典来源及与原作之间的对应关系予以了说明。他的译文，可以说，是具有波斯形象的中国旧诗。这一点，不仅使钟锦译本具有了突出的优点，也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了中国和波斯两个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因此，他的译本得到伊朗驻中国大使的称赏，并在序言中对这种文化交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钟锦先生的译本还将菲兹杰拉德的两篇序言和各版注释全部进行了全文翻译。虽然这些内容也被吸收进以前各个译本的序言及注释中，但全文翻译者还没有看到。尤其是其中菲兹杰拉德对海亚姆诗歌的评论，很有价值，这次翻译出来，也该算个特色。

另外，钟锦先生还请国内著名的《鲁拜集》收藏家顾家华先生在英文原文上花了些精力，以菲兹杰拉德生前的最后定本——第四版为底本，汇校了菲兹杰拉德的其它四个重要版本。这是自郭沫若译本开始至今，国内各种“英汉对照”本未能做到的。同时，本书的插图选用了闻名于世的古波斯细密画，并且全彩印刷，这是《鲁拜集》中译本的首次尝试。通过这些波斯古细密画插图，希望能够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到《鲁拜集》的诗意内涵与其中反映的风俗文化。